随笔
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白痴》作为文化制品与精神分析视域中的解构对象
该文本基于2025年在圣彼得堡Mikhail Shemyakin中心举行的会议上提交的报告
《3D白痴》项目创作声明
2022年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以政治禁令为名，事实上被排除在西方文化流通之外。这一举动并非单纯的审查，而是一场试图抹除曾被奉为“世界文学经典”的整个思想层的行动。
《3D白痴》项目并非以论辩回应这一禁令，而是以形式作出回应。我不再捍卫文本，而是提出它的转化：这本书不再被阅读——它被观看。
我借助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）的解构方法与拉康（Jacques Lacan）的结构精神分析逻辑，将禁令视为一种形式生成的行为。正如在心理结构中，乱伦禁忌所催生的并非虚空，而是一种复杂的象征秩序；同样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化禁令所引发的，也并非消失，而是一本新形态之书的诞生。
《白痴》是一部关于神圣之善的小说——这种善被世界误解、拒绝。在禁令之下，这本书本身便成了“白痴”：一位无人愿听的真理承载者。它的“疯狂”，正在于拒绝服从文化沉默的逻辑。
在本项目中，小说的每一页都依照折纸原理被折叠成锐利的形态。文字依然可见，却不可读——意义被姿态所取代。读者让位于观者，线性的书页序列转化为一种空间性的展开。书名被赋予“3D”前缀：这不仅指物理的体积，更指向书籍存在的三重维度——历史的（陀思妥耶夫斯基）、物质的（纸张、形态）与当代的（作为见证者的艺术家）。
《3D白痴》宣告：艺术无法被禁止。它只能被逼迫改变。而正是在这种改变之中，蕴藏着它的力量。
3D白痴项目：当禁令将文本变成形式时。
1. 对象进入后现代文化场域的轨迹
艺术作品《3D白痴》是一本被转入新维度的书。在当代性与文化政治变迁的作用下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借助后现代主义特有的方法，获得了新的形态。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否定——但并非摧毁，而是转化。它使我们得以揭示那些看似“习以为常”、“众所周知”或“不言自明”之物（即刻板印象）内部的隐秘结构。
这种重新思考的关键工具之一，便是雅克·德里达的解构。解构旨在动摇固定的意义，揭示维系对象刻板整体性的那些要素。当这样一个对象——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——被置于新的语境中（在此即文化禁令的情境），其结构便发生变形，并暴露出自身的支撑点。
雅克·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有助于勾勒出这一转化的可能轨迹。若将文化对象视为一个依循特定法则形成的主体，那么它对外部作用的反应便是可预测的——前提是这种作用符合精神分析机制的逻辑。在我们的案例中，这一交汇点正是禁令的逻辑。
2022年，西方文化机构事实上宣布禁止俄罗斯经典作品，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。在拉康理论中，对乱伦对象（母亲）的禁令不仅是一种限制，更是一种形式生成行为：它产生“匮乏”（manque），进而启动象征性创造与心理结构复杂化的过程。同样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令亦可被解读为一种邀请——邀请我们创造一种新的、更复杂的形态，而非将其抹除。
2. 作为文化建构物的书籍结构分析
对俄罗斯文化的禁令，尽管短暂且非正式，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应——与其说是政治性的，不如说是审美性的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，尤其是《白痴》，之所以成为焦点，正因它们不仅是文学，更是一种文化刻板印象：“艰深”、“阴郁”、“深刻”、“难以理解”。这种刻板印象使其成为解构的理想对象：它既稳固，又脆弱。
我们可以将“书”视为一个由以下要素构成的建构物：
– 封面
– 书页
– 书名
– 作为符号系统的文本
– 作为意义传递的内容
– 作者（作为文化形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）
– 读者
– 刻板印象（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书”作为一种文化符码）
传统上，读者与文本展开对话：认同、争辩、诠释。但正是读者将所有其他要素联结为一个整体。一旦抽离读者，书便不再作为文化对象而存在。
3.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中的禁令逻辑
在精神分析中，禁令并非简单的禁止，而是一种文化律法，它剥夺主体对欲望对象（经典案例中即母亲）的直接通路。这种丧失催生“匮乏”，而匮乏正是象征性创造的驱动力。主体开始寻找替代物，构建隐喻，使自身内在结构日益复杂。
同样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令制造了一种文化匮乏。但对象并未因此消失，而是趋向转化——它在寻求新的存在方式。这正是解构过程的起点。
4. 读者的拆解与匮乏的生成
若禁令针对俄罗斯文化，其直接对象便是读者——作为能够接收并传递这一文化符码的当代人。失去读者，书便丧失其功能。解构由此从拆解读者这一要素开始。
在精神分析逻辑中，对象的丧失不会导致虚空，而是启动重构过程。建构内部的诸要素开始转换功能、占据新位置、形成新的联结。
5. “读者”对象的结构
读者所面对的文本同时存在于两个层面：
– 想象界（Imaginary）：作为对世界的描述，
– 象征界（Symbolic）：作为意义的传递。
相应地，读者的功能亦具双重性：他既阅读（处理意义），也观看（感知形式）。这种双重性可表述为两个对象的分裂：读者与观者。
6. 对象间功能的重新分配
当阅读功能被废除，观者便走向前台。他不再揭示意义，而是感知形式。内容的位置被艺术家的姿态所取代——这是由禁令所物质化的情动（affect）。这一姿态蕴含抵抗的能量，却非破坏之力：在拉康逻辑中，受律法规约的情动并非指向禁令源头的毁灭，而是导向自身结构的复杂化。
重要的是：接受律法不等于认同律法。艺术家并非为禁令辩护，而是将其纳入自身系统，从而从内部创造新形式。这正是后现代回应的精髓：艺术无法被禁止——它总会找到回应的方式。
7. 新书结构的材料组装
解构的结果催生了新对象：
– 艺术家的姿态（以情动形式呈现），
– 观者。
以下要素得以保留：
– 带有文字的书页，
– 书名《白痴》，
– “艰深之书”的刻板印象。
作者的功能部分转移至艺术家：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盟友与旁观者，而非意义的唯一源头。封面失去意义——因为观者不像读者那样“进入”书籍，而是将其整体感知。书页的线性序列不再必要：书可被拆解，以便一次性被完整看见。
8. 作为形式生成要素的刻板能指
“艰深之书”的刻板印象获得了字面意义：书成为物理上被折叠之物。“艰深”（slozhnaya）与“折叠”（slozhen-naya）在发音上的相似性开启了一个新的能指。这一滑移引导了艺术技法的选择——折纸（origami），在此技法中，纸张被折叠为新形态，同时保留原始材料的可识别性。
9. 通过能指实现情动的形式生成
由禁令引发的情动，常被联想为尖锐、刺痛、具攻击性之物。折纸技法使书中的每一页都转化为尖锐的形态——既具威胁性，又显脆弱。文字依然可见，却不可读：意义被形式所取代。这正是禁令条件下对话之不可能性的视觉化呈现。
10. 为观者而存在的书：形式的阅读
新书不再存在于线性维度，而存在于空间维度。所有被折成尖锐形态的书页，依次排列于两个平面上——如同一件装置的展开图。每一页都将目光引向其尖端，在此处，物质性过渡至象征性：艺术家的姿态正凝聚于此。
11. 书名的转化
书名《白痴》获得前缀 3D——这不仅指涉体积。《3D白痴》意指：
– “立方体中的白痴”：对试图“封装”并隔离俄罗斯文化的回应；
– 书籍在三维空间中的字面具身化；
– 新书的三重维度：
结语
《3D白痴》不仅是对经典的重新诠释，更是一次通过形式实现的文化抵抗。禁令并未摧毁书籍——它迫使书籍重生。在新构型中，读者让位于观者，意义让位于形式，线性让位于空间。但最重要的是：书依然存在——不再作为文本，而是作为姿态、挑战、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对象。
艺术作品《3D白痴》是一本被转入新维度的书。在当代性与文化政治变迁的作用下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借助后现代主义特有的方法，获得了新的形态。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否定——但并非摧毁，而是转化。它使我们得以揭示那些看似“习以为常”、“众所周知”或“不言自明”之物（即刻板印象）内部的隐秘结构。
这种重新思考的关键工具之一，便是雅克·德里达的解构。解构旨在动摇固定的意义，揭示维系对象刻板整体性的那些要素。当这样一个对象——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——被置于新的语境中（在此即文化禁令的情境），其结构便发生变形，并暴露出自身的支撑点。
雅克·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有助于勾勒出这一转化的可能轨迹。若将文化对象视为一个依循特定法则形成的主体，那么它对外部作用的反应便是可预测的——前提是这种作用符合精神分析机制的逻辑。在我们的案例中，这一交汇点正是禁令的逻辑。
2022年，西方文化机构事实上宣布禁止俄罗斯经典作品，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。在拉康理论中，对乱伦对象（母亲）的禁令不仅是一种限制，更是一种形式生成行为：它产生“匮乏”（manque），进而启动象征性创造与心理结构复杂化的过程。同样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令亦可被解读为一种邀请——邀请我们创造一种新的、更复杂的形态，而非将其抹除。
2. 作为文化建构物的书籍结构分析
对俄罗斯文化的禁令，尽管短暂且非正式，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应——与其说是政治性的，不如说是审美性的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，尤其是《白痴》，之所以成为焦点，正因它们不仅是文学，更是一种文化刻板印象：“艰深”、“阴郁”、“深刻”、“难以理解”。这种刻板印象使其成为解构的理想对象：它既稳固，又脆弱。
我们可以将“书”视为一个由以下要素构成的建构物：
– 封面
– 书页
– 书名
– 作为符号系统的文本
– 作为意义传递的内容
– 作者（作为文化形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）
– 读者
– 刻板印象（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书”作为一种文化符码）
传统上，读者与文本展开对话：认同、争辩、诠释。但正是读者将所有其他要素联结为一个整体。一旦抽离读者，书便不再作为文化对象而存在。
3.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中的禁令逻辑
在精神分析中，禁令并非简单的禁止，而是一种文化律法，它剥夺主体对欲望对象（经典案例中即母亲）的直接通路。这种丧失催生“匮乏”，而匮乏正是象征性创造的驱动力。主体开始寻找替代物，构建隐喻，使自身内在结构日益复杂。
同样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令制造了一种文化匮乏。但对象并未因此消失，而是趋向转化——它在寻求新的存在方式。这正是解构过程的起点。
4. 读者的拆解与匮乏的生成
若禁令针对俄罗斯文化，其直接对象便是读者——作为能够接收并传递这一文化符码的当代人。失去读者，书便丧失其功能。解构由此从拆解读者这一要素开始。
在精神分析逻辑中，对象的丧失不会导致虚空，而是启动重构过程。建构内部的诸要素开始转换功能、占据新位置、形成新的联结。
5. “读者”对象的结构
读者所面对的文本同时存在于两个层面：
– 想象界（Imaginary）：作为对世界的描述，
– 象征界（Symbolic）：作为意义的传递。
相应地，读者的功能亦具双重性：他既阅读（处理意义），也观看（感知形式）。这种双重性可表述为两个对象的分裂：读者与观者。
6. 对象间功能的重新分配
当阅读功能被废除，观者便走向前台。他不再揭示意义，而是感知形式。内容的位置被艺术家的姿态所取代——这是由禁令所物质化的情动（affect）。这一姿态蕴含抵抗的能量，却非破坏之力：在拉康逻辑中，受律法规约的情动并非指向禁令源头的毁灭，而是导向自身结构的复杂化。
重要的是：接受律法不等于认同律法。艺术家并非为禁令辩护，而是将其纳入自身系统，从而从内部创造新形式。这正是后现代回应的精髓：艺术无法被禁止——它总会找到回应的方式。
7. 新书结构的材料组装
解构的结果催生了新对象：
– 艺术家的姿态（以情动形式呈现），
– 观者。
以下要素得以保留：
– 带有文字的书页，
– 书名《白痴》，
– “艰深之书”的刻板印象。
作者的功能部分转移至艺术家：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盟友与旁观者，而非意义的唯一源头。封面失去意义——因为观者不像读者那样“进入”书籍，而是将其整体感知。书页的线性序列不再必要：书可被拆解，以便一次性被完整看见。
8. 作为形式生成要素的刻板能指
“艰深之书”的刻板印象获得了字面意义：书成为物理上被折叠之物。“艰深”（slozhnaya）与“折叠”（slozhen-naya）在发音上的相似性开启了一个新的能指。这一滑移引导了艺术技法的选择——折纸（origami），在此技法中，纸张被折叠为新形态，同时保留原始材料的可识别性。
9. 通过能指实现情动的形式生成
由禁令引发的情动，常被联想为尖锐、刺痛、具攻击性之物。折纸技法使书中的每一页都转化为尖锐的形态——既具威胁性，又显脆弱。文字依然可见，却不可读：意义被形式所取代。这正是禁令条件下对话之不可能性的视觉化呈现。
10. 为观者而存在的书：形式的阅读
新书不再存在于线性维度，而存在于空间维度。所有被折成尖锐形态的书页，依次排列于两个平面上——如同一件装置的展开图。每一页都将目光引向其尖端，在此处，物质性过渡至象征性：艺术家的姿态正凝聚于此。
11. 书名的转化
书名《白痴》获得前缀 3D——这不仅指涉体积。《3D白痴》意指：
– “立方体中的白痴”：对试图“封装”并隔离俄罗斯文化的回应；
– 书籍在三维空间中的字面具身化；
– 新书的三重维度：
- 艺术家的维度（当代性），
- 物质的维度（纸张、形式、物体），
- 作家的维度（历史性、传统）。
结语
《3D白痴》不仅是对经典的重新诠释，更是一次通过形式实现的文化抵抗。禁令并未摧毁书籍——它迫使书籍重生。在新构型中，读者让位于观者，意义让位于形式，线性让位于空间。但最重要的是：书依然存在——不再作为文本，而是作为姿态、挑战、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对象。